淮阴侯韩信，是淮阴人，“始为布衣时，贫，无行，不得推择为吏，又不能治生商贾。”他不堪入仕，又难以从商，但他却有着独到的用兵之法。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军事家、战略家、战术家、统帅和军事理论家，更堪称中国军事思想“谋战”派代表人物。

少年的韩信居无定所，曾受漂母“一饭之恩”，更能忍得“胯下之辱”。而后投军，先从项王项羽，后从汉王刘邦。史载，“汉王之入蜀，信亡楚归汉，未得知名，为连敖。”连敖，据考证为招待宾客的小官。可见最初刘邦对项羽的态度并不积极。韩信一度心灰意冷，月下出逃；却被萧何单骑追回，并引荐于刘邦，终得以拜将。

在拜将之前，韩信首先为刘邦分析了项王的优势与劣势——“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而都彭城。有背义帝之约，而以亲爱王，诸侯不平。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，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。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亲附，特劫於威彊耳。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。故曰其彊易弱。”然后又给刘邦提了扬长避短，攻其弱为我强的建议——“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诛！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！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所不散！”

这一番精辟见解，让刘邦对韩信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，“於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。遂听信计，部署诸将所击。”

在战争中，韩信的军事才能逐渐显露。楚汉战争的前期，韩信用“明修棧道、暗渡陈仓”的战术占领了咸阳；用“背水一战”的战术占领了赵国。而楚汉战争的后期，韩信又用“十面埋伏、四面楚歌”的战术打败了项羽。可以说，韩信的所有战争都是出奇制胜，堪称经典！

《汉书》评其能，曰：“功高无二，略不世出”；但也正是这位用兵如神的开国将军，最终落得身首异处、夷灭三族的下场。

那么，韩信的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？

1 韩信之死的祸根所在
关于韩信之死的祸根所在，古今学者评论颇多。我比较赞同的看法是出自唐代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中的意见，“信所以当诛，以其功高盖主、自伏祸根也”。当代学者李占忠的《功高盖主终是祸，情义稚重遭杀身》一文中也曾分析过这一点，本文就不再赘述了。

刘邦与韩信开始应是王与将之间的关系，但后来一度曾有两次转折。这两次转折所对应的两次历史事件，分别标志着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，更将韩信之死的序幕逐渐揭开。

第一次的转折是韩信请封假齐王。“当是时，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，韩信使者至，发书”，请求封为假齐王。这件事使汉王大怒，骂曰：“吾困於此，旦暮望若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！”刘邦的恼怒显而易见，张良和陈平却“因附耳语曰：‘汉方不利，宁能禁信之王乎？不如因而立，善遇之，使自为守。不然，变生。’汉王亦悟，因复骂曰：‘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！’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，徵其兵击楚。”

这件事表面上只是将刘邦和韩信的关系由“王与将”的领导与被领导的阶级关系，转化为“王与王”的相互牵制的平级关系；实际上却使二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。因为此时的韩信不仅有着极强大的军事实力，还有着极好的机会。

刘邦与项羽在楚汉战争中是公开的敌对，且双方在战争中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兵力；而韩信此时是未公开的。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，刘邦与项羽谁也不会放弃战争。那么，韩信如果此时想要形成鼎足之势，则顺理成章。如果他想要继续坐山观虎斗，也可以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，夺取天下可谓易如反掌。如此进可攻、退可守的优势，对刘邦已经是一个威胁。

刘邦此时不过是汉王，韩信却要求封齐王，封王略地之心昭然若揭。韩信此举，无疑是一重磅炸弹，在刘邦的心中投下了封王自立的阴影。韩信一代英雄，真有自立之心也不为怪；但如此昭彰，便无异于自树为靶，提醒着刘邦要防他功高震主。这也就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在埋下了伏笔。

第二次的转折是钟离昧事件。钟离昧原是项王的谋臣，在韩信改封楚王后，“亡归信”。但“汉王怨眛，闻其在楚，诏楚捕眛。”韩信与钟离昧同为楚人，高祖恐其合谋为乱；又有侦吏密报，韩信率众出巡，声势威赫，已有叛意。所以陈平献计，高祖假装出游洞庭湖，经至陈楚交界之地，待韩信前来谒见之时，将韩信拿下。韩信为解高祖疑忌以表忠心，竟然背信弃义，逼迫投靠其保护的钟离昧自刎，并割其首级，呈献高祖；但高祖不为所动，韩信仍旧被‘抓而囚之’。

这件事虽以削王爵降为侯告终，却使刘邦和韩信的关系变成了绝对阶级化的君臣关系。只有君主对国家具有绝对的所有权，其他人对国家只有被所有权，或者说是被支配权。只有通过战争成为君主，才能对国家具有所有权。而君主为了稳固对国家绝对的所有权，就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他的权力。此时的刘邦由汉王变为大汉的君主，韩信作为曾经帮助君主夺取天下的“工具”，他所具有的“夺取天下”的功能就要被彻底清除。

对于韩信这样骁勇善战的将才，刘邦绝不会也不应当养虎为患。韩信之死，至此已渐渐揭开了帷幕！

两次转折，反应的是韩信的功高震主对刘邦的影响。在不同的历史时局下，刘邦对韩信的处置与态度也大相径庭。“不过能将十万”的刘邦极具政治家的气魄和权谋，虽然他对韩信忌惮良深，却一直欲擒故纵，步步设计，由齐王改封楚王，夺楚王而降淮阴侯，杀机渐现。

韩信在有意无意间埋下的祸根，终于酿成长乐宫钟室之惨祸。而究其原因，与他本人的性格弱点也不无关系。

2 韩信之死的主观原因
韩信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略奇才，却有着两个致命的心理弱点。

第一，妇人之仁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在楚汉战争中，韩信有着绝佳的机会造反，自立为王；但他并没有这么做。韩信不反，说到底是不忍；而不忍，就是妇人之仁。更确切的说，他的妇人之仁来自于他的报恩心理。

韩信被封为楚王后，回到故乡，第一件事就是“召所从食漂母，赐千金”，报了当年一饭之恩，可见其报恩心理是很牢固的。韩信年青时贫困潦倒，虽胸怀大志，腹有雄才，却一直不为世人所识。这种成长背景导致其性格内向而孤傲，所以一旦受人之恩，便更加知恩图报。韩信出道后三易其主，终于得到刘邦赏识和重用，故而深感其知遇之恩，心甘情愿为刘邦披坚执锐，开疆拓土。这两个原因造成他的心理定势，使他的报恩思想根植于心，难以改变。据《史记》中所记载的韩信之言，乃是：“汉王遇我甚厚，载我以其车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。吾闻之，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，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，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！”字里行间所洋溢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观念已呼之欲出。

韩信当时被报恩心态和安逸之象缠绕，不曾明白其中厉害。刘邦忌惮楚汉相争的局势，才容得韩信一用；若非如此，何必苦心羁縻此人，任其请封齐王？而刘邦之所以不动韩信，也只是囿于形式，想借韩信牵制项羽。本是利用与被利用，在韩信看来却成了刘邦信任其的交心之举。

韩信的第二个弱点，则是恃才自负。唐代诗人李绅在《却过淮阴吊韩信庙》中评论其为“徒用千金酬一饭，不知明哲重防身。” 诚如诗言，韩信恃才自负，任性妄为，不知明哲保身，终酿大祸。他纵横沙场十数年，将军无忌，意气风发，固然使人钦仰——但那是在战时，是在他对刘邦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。而在被刘邦降王为侯、削去兵权后，韩信失去了原有的利用价值却依然我行我素，不改昔日骄傲之风，这便无异于促动刘邦的杀机。

刘邦曾以和诸将讨论“各人带兵的多少”来试探韩信。上问曰：“如我能将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”上曰：“於君何如？”曰：“臣多多而益善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益善，何为为我禽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。且陛下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。”

言至于此，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。但他没有。“信知汉王畏恶其能，常称病不朝从。信由此日夜怨望，居常鞅鞅，羞与绛、灌等列。”所有这些言行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、不满、有怨、有恨的。这在韩信自己，固然只是一种发泄，是恃才自负、无所顾忌的一种表现；而在刘邦看来，就是不臣之举。

所以，韩信之死的主观原因，一是妇人之仁，错失良机；二是恃才自负，惹祸上身。太史公司马迁评价韩信时也叹曰：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，於汉家勋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，後世血食矣。”但只可惜历史容不得的，正是这句“假令”。

韩信的人生悲剧，正是在于他的长处为刘所利用，他的短处也同样为刘邦所利用。刘邦利用他的长处得到了天下，而为他本人带来的只是短暂的荣华富贵；又利用了他的短处，即他的妇人之仁、言行无忌，使他性命不保。

3 其他人物对韩信之死的影响
3.1 吕后与韩信
从笔者手上能找到的资料中，并没有发现吕后与韩信之间必然的利害关联。即，吕后没有必然要韩信死的动机。那么，韩信之死又是怎么和吕后扯上关系的呢？

笔者查阅了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相关内容，只在《史记•淮阴侯列传》中找到如下记载：“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，欲发以袭吕后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报。其舍人得罪於信，信囚，欲杀之。舍人弟上变，告信欲反状於吕后。”

即在韩信举兵谋反的前夕，韩信曾经和自己的家臣密议，‘擒贼先擒王’，趁刘邦出兵在外，率先围袭吕后和太子，控制中央。本是一条妙计，谁料其中有人告密，使事情败露；吕后知悉，自然不会坐以待毙。但吕后也没有轻举妄动，她和代理朝政的萧何萧相国取得了联系。史记记载，“吕后欲召，恐其党不就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群臣皆贺。相国绐信曰：‘虽疾，彊入贺。’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缚信，斩之长乐锺室。”

面对赫赫威名的韩信，吕后不仅没有丝毫的慌张，更没有轻举妄动。对韩信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吕后萧何在这个攻略上取得的不谋而合，最终致使韩信被斩于钟室。从史料记载来看，吕后杀韩信只是突发事变，是“舍人弟上变，告信欲反状於吕后”的结果，并非早有预谋。

杀韩信对吕后而言，既可以替刘邦立威，也用韩信的死敲山震虎。《吕太后本纪》中有“太后称制，议欲立诸吕为王”一幕，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的回答是：“高帝定天下，王子弟，今太后称制，王昆弟诸吕，无所不可”，由此可见昔日的谋臣虎将对吕后的忌惮——而吕后敲的也正是他们。或者说，她要在敲、震的同时，与他们取得某种程度上的“默契”。

在刘邦欲废太子的前后，《史记》上有如此记载：上欲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。……。吕后恐，……乃建成侯吕泽劫留侯，……留侯曰：“……天下有四人。……义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，令太子为书，卑辞安车，因使辩士固请，宜来。……令上见之，则必异而问之。上知此四人贤，则一助也。”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，卑辞厚礼，迎此四人。……。四人为寿已毕，趋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辅之，羽翼已成，难动矣。吕后真而主矣。”

张良处身事外，本可袖手旁观，又何必为吕后献计献策、力保太子？通过前后比照可以看出，这与吕后在韩信之死上敲山震虎的行为之间不无关系。

综上，吕后对于韩信之死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，而她本人也从中受益。

3.2 萧何与韩信
萧何韩信，相识于微时，“信数与萧何语，何奇之”。后来，也是萧何月下追回韩信，又在刘邦面前力荐其人。当时萧何对刘邦说道：“诸将易得耳。至如信者，国士无双。王必欲长王汉中，无所事信；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所与计事者。顾王策安所决耳。”一句国士无双的褒扬，所言非虚。而那句‘欲争天下非信不可’的断言，也在而后的数年里成了现实。

不得不说，萧何的见识独到。先是发现了刘邦这个王者，又发现了韩信这个将才。然而，萧何是治国能臣，书从孔孟之道，却是力主中庸。《高祖本纪》里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萧、曹皆文吏，自爱，恐事不就，后秦种族起家，尽让刘季。”这是在最初沛县起兵，推举首领的一段记载。萧何当时一力推举刘邦为王，所表现出的正是瞻前顾后、不敢冒险的性格。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他缺乏担当、不堪为主的一面。

而韩信是靖国良将，自是出类拔萃，我行我素。他有敢为天下先之韬略，有敢背水一战的勇气——所缺的正是中庸之气。这就是韩信和萧何最大的不同。

萧何帮吕后骗杀韩信，所想的不过是顺帝之意，明哲保身。“上已闻淮阴侯诛，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，益封五千户，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。”韩信死后，萧何保住了相位，也从中获利，不枉此举。

谋臣和君主的思维注定没有办法达到契合与一致，但谋臣却必然要迎合君主。既此生注定刘邦为君，萧何为臣，那么萧何的自保，表现的不过是其时文人本性的劣根所在。他对韩信之死的间接推动作用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明哲保身思想。

3.3 蒯通与韩信
蒯通的历史知名度不高，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，是在陈涉吴广起义的时候。楚汉相争数年，风云起伏、波澜壮阔。但蒯通的经历在这一时期，却仅仅是一纸留白，找不到丝毫的史料痕迹。而他第二次登上历史舞台，就是在韩信奉命击齐的时候。至此，他便与淮阴侯韩信的波澜一生牵涉开来。他曾经试图阻止韩信悲剧的发生，却终究没有成功。

作为韩信的谋士，蒯通无疑是尽力为韩信选择更好的道路。为此，他有两次策反韩信的救主行为。那么，为什么说他策反韩信是一种‘救主’的行为？因为蒯通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君王的虚情假意与玩弄权术的手段，只有策反韩信，使他成为君主，才能真正避免日后被卸磨杀驴的命运。

在项羽的使者劝韩信背叛刘邦、三分天下而遭婉拒的时候，蒯通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足下自以为善汉王，欲建万世之业，臣窃以为误矣。……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……今足下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：足下欲持是安归乎？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，窃为足下危之。”

蒯通历数韩信功劳，认为其功高震主，对汉王或项王任一而言，都是一个烫手山芋。就算他固守信义，不肯背叛汉王，也只会令“汉人震恐”，再无倾心信任之情。

这是蒯通的第一次策反，被韩信一句“先生且休矣，吾将念之”挡了回去。数日后，蒯通又进行了第二次策反。“夫听者事之候也，计者事之机也，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，鲜矣。……故曰‘猛虎之犹豫，不若蜂虿之致螫；……虽有舜禹之智，吟而不言，不如瘖聋之指麾也’。……。夫功者难成而易败，时者难得而易失也。时乎时，不再来。原足下详察之。”

蒯通犀利的指出‘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’的道理，并认为如果错失良机、犹豫不决，那么即使本身力量再强，最终也只会任人宰割。

这一番深得个中三昧的劝诫，依然没有点醒韩信。他目光短浅，“犹豫不忍倍汉，又自以为功多，汉终不夺我齐，遂谢蒯通。”这下连蒯通也只好‘详狂为巫’，不再提起此事。直至韩信临终，才明白过来：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

蒯通作为一个谋士，尽了自己的努力。但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，就是把军权收归中央。这是蒯通也无法逆转的。

3.4 陈豨与韩信
陈豨官拜钜鹿守，来向韩信辞行，韩信握着他的手在庭中走，发自内心的劝他：“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；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之畔，陛下必不信；再至，陛下乃疑矣；三至，必怒而自将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这一番交代，不如说是有感而发。刘邦对他的“怒而自将”，他对蒯通的痛惜错失，字里行间皆可见。昔日是蒯通策反韩信，今日是韩信策反陈豨，历史总有这般惊人的相似！但可惜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最好的时机已经错失。
汉十年，陈豨果反。上自将而往，信病不从。阴使人至豨所，曰：“弟举兵，吾从此助公。”

陈豨的造反为韩信制造了机会，也等于放了一个烟幕弹，掩护了韩信的擒王之举。如果没有人告密而韩信的计划得以实施，那么结果会迥然不同。

宋代诗人黄庭坚在《韩信》一诗中曾有“陈豨孺子胡能为”一语，可见陈豨作为韩信的造反同盟，并不能支持到韩信的举动，反而辜负了韩信的一番心血。

因此，他在韩信之死中虽只是昙花一现，却也在无形中推波助澜，影响了韩信之死的事件结局。

结语
韩信之死牵涉甚广，不仅是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所致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是皇权加君权至上的产物。

致谢
衷心感谢李宗俊老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指点和建议。
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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